民盟先贤
爱我中华,奔驰不息——追记民盟中央原名誉主席钱伟长
来源:省民盟办公室  【      】  时间:2014-03-12
 

2010730上午6时,98岁的钱伟长教授在上海与世长辞,永远告别了我们。

钱伟长,男,汉族,1912109日生,江苏无锡人。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作为中国著名力学家、应用数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,中国近代力学、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,钱伟长兼长应用数学、物理学、中文信息学,著述甚丰,特别在弹性力学、变分原理、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。他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,上海大学校长;第一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常委,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;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、第四届中央常委、第五、六、七届中央副主席、第七、八、九届中央名誉主席。

钱伟长与钱学森、钱三强并称“三钱”。他的辞世,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,也是民盟的巨大损失。

曾有不少人问他,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,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,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?钱老的回答是: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。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,是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、民主人士恪守的人生信念,更是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。

弃文从理  留学归国

1912年,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。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四叔——国学大师钱穆,“伟长”这个名字就是钱穆亲自取的。16岁时,父亲病逝,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。受其耳濡目染,18岁那年,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可就在他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,也就是 1931年9月18,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。一时间,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,支持抗日。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,当时就火了:“没飞机大炮,我们自己造。我要学飞机大炮。”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,转投物理系门下。由于高考物理成绩只有5分,一开始他被物理系主任拒绝,几经周折才得偿如愿,并且学习异常努力,后来成为了物理系的尖子生。学生时代的钱伟长爱国热情非常高,他还曾经参加过一二·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
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生留学生,但留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。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留学计划一度被迫中止,可三个月后,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准备时,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——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并在横滨停留激怒了他们,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!直到19408月,钱伟长才终于在上海登船,赴加拿大留学。他对前来送行的四叔说,出国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,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。在多伦多大学,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,在导师辛格的指导下,用50天的时间完成了论文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。这是世界第一篇有关板壳内禀的理论,几十年来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。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,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。

1942年,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,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·卡门。之后,他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,在导师引领下,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,参与火箭和导弹试验,并在飞行器结构力学、高速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器动力学方面作出多项成就。1944年,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,并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《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》。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,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被称为“钱伟长方程”。1946年,他与冯·卡门合作发表了《变扭率的扭转》一文。冯·卡门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。

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国内传来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。1946年,钱伟长做出了回国的重大决定,以“久离家园、怀念亲人”为由,取得了回国权。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,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,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。为了生活,更为了实现“科学救国”的抱负,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,一个星期十几堂课,几乎包下了这三所学校物理系所有的基础课程。因为薪水低,他经常要借贷度日。1948年有友人捎信给钱伟长,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亟愿他回该所复职,可携全家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。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,填写申请表时,在“若中美交战,你是否忠于美国?”处毅然填上了“NO”,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。这期间,他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——北京大学力学系;出版了中国第一本《弹性力学》著作,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,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,为我国的机械工业、土木建筑、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“三钱”谱写佳话

新中国成立后,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,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1956年,钱伟长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。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,分歧争论在所难免。钱伟长提出要把原子能、宇航、计算机和自动化列入发展规划,这个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从事的学科,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。当时只有钱三强和钱学森支持。吵了一年多,最后周恩来说,“三钱”说得对,我们国家需要这个,并把三人增补进领导制订规划工作的“十人小组”。此后不久,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三人并誉为“三钱”,也就是后来传开的“三钱”的来历。

1957年,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》一文,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。他的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,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。随着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,钱伟长被打成右派,毛泽东的一句话“他是好教师”才让他保留了教授资格,但他已经没有了上课的机会。

在科研上,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,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,于是有人戏称他为“万能科学家”。对此,他说,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”,“国家哪方面需要我,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”。从被打成“右派”到1966的九年间,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、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。他曾应李四光要求研究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;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、穿甲试验、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……

1968年,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。他和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,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,也由此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19721974年,他接到为坦克和野外作业部门研制大电流高能电池的任务,他成功地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的锌-空气电池,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。

古稀之年任“终身校长”

1979年,钱伟长摘下了右派的帽子,开始担任一些职务。这一年,他已经68岁。1983年,已过古稀之年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,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。这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任命的,还特别注明了“不受年龄限制”,意为终身教职、终身校长。

上海工业大学原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一所地方大学,学校的建设发展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。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,首先提出了“拆除四堵墙”的口号——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,拆除师生之间的墙,拆除科系之间的墙,拆除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。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、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,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,1992年,钱伟长又推行了短学期制、学分制和选课制,精简了教学大纲,并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,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。因为在全国没有先例,学分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压力重重,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。

1994年,上海工业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,定名为上海大学。年逾八旬的钱伟长担任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校长。如今的上海大学,已经是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,无论是办学水平与效益还是整体办学条件,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;“自强不息”的校训和“求实、创新”的学风在这里弘扬光大、生生不息。钱伟长说,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,当好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,更是他的义务。的确,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,他从没拿过上大一分钱的工资。

作为教育家的钱伟长,出版过五十万字的《论教育》。他强调务实,更强调“教育兴国”。1977年以后,他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,提倡科学和教育,宣传现代化。他在办学中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,如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,为社会服务;要办好工科,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;高校教师要同时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;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,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;学比教更重要,教,关键在“授之以渔”;培养的学生应当是全面的人,是爱国者,是有文化艺术修养、道德品质高尚、心灵美好的人……“拆除四堵墙”的高校办学宗旨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思想、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,都是钱伟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。

“活到老,学到老,做到老”也是钱伟长的口头禅。“我36岁学力学,44岁学俄语,58岁学电池知识。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,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,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,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,不过也吓不倒我。”他的这番话,跟上海大学校园内他手书的“自强不息”四字一样,都激励着年轻的学子们为国家的需要而上进、拼搏。

半个多世纪的参政议政生涯

钱伟长和费孝通这两位泰斗级的大学者既是同乡,又是挚友,还是多年的邻居。同为民盟的领导人,他们出身名门,却有着深刻的平民情结,忧国忧民,心系百姓。

改革开放以后,钱伟长的参政议政空间比之前更为宽广。1978年以后,钱伟长经常到各省市、自治区,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山区考察,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。南到西沙群岛,北到漠河,西到新疆大漠,无不留下他奔走的身影和直言的调查报告与建议。

1980年受福建民盟邀请讲学期间,钱伟长了解到福建马尾港有四个泊位因选址不当而淤塞,如迁南岸则费钱费时,且陆路不畅。经现场考察,钱伟长建议在对岸水中堆积卵石,“束水攻沙”,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,促成了抛石筑坝工程的实施。之后他数次去福建讲学考察,提出了开放三都澳为民用港口、开发湄洲湾、保护武夷山为朱子理学研究基地等建议。

1982年,费孝通和钱伟长率民盟中央智力支边小组去呼和浩特草原。

1986年,费孝通、钱伟长等10位主讲人以《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战略问题》作为总题目,分别就中国科技、教育、人口等10个方面的战略发展问题发表看法。听众900余人中,有45%来自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机构。这只是民盟中央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历年活动中的一次。盟内知名专家、学者受邀赴各地开展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形势报告等多方面的讲学活动,从1983年起就逐渐发展为由各级民盟组织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系列大型讲座,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益。

1986年开始,民盟四川省委组织专家学者,开始了对遂宁的智力咨询服务。钱伟长从1989年“遂宁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”课题组成立伊始就亲自指导,历年来多次到四川指导“盟遂合作”工作会议。1990年,他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了《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》一文,指出,盟遂合作“是共产党领导下,多党合作的一次成功和有益的尝试,为全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榜样”。

1988年,开发大西北问题正式提上民盟中央议事日程。当年,费孝通和钱伟长带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,并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内蒙古两省两区的党政领导在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后达成了共识。7月,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。会后,费孝通和钱伟长以民盟中央主席、副主席的身份联名上书,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,希望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。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和支持,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,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此后,民盟中央成立了名为“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”的专门机构,费孝通、钱伟长担任召集人,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。后来,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顺利建成,西北地区的老百姓感动地说:“钱伟长和费孝通为我们西北人做了件大好事!”

1988年,钱伟长率领专家工作组赴贵州毕节进行实地考察,帮助毕节制定试验区规划。1989年,“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”正式成立。顾问组由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选派的高层专家组成,钱伟长任第一、二、三届组长和第四届总顾问。20多年来,作为为毕节试验区实现发展目标而设立的智力支援机构,顾问组对毕节地区重大项目的上马、重要行业的发展、支柱产业的培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,提出了建设“两烟”、畜牧业、铅锌、煤炭产业群,建立项目储备库、培训项目管理人才等重大建议。钱伟长曾就贵毕公路、洪家渡电站、毕节化肥厂“612”等项目,亲自给国家和有关部委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、提出建议,对促成了这些项目的立项和修建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089月,为感谢他们为毕节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,钱伟长和顾问组现任组长厉以宁等专家被授予了“毕节地区荣誉市民”。就在钱伟长逝世当晚,毕节的同志就打电话到民盟中央,询问后事怎么办,毕节人民对他的怀念如何表达。

此外,在甘肃,他和民盟中央的同志建议用黄河的电力把黄河水送上高原。目前已形成11个灌区,500万亩良田,平均亩产400公斤。常年缺粮的甘肃省已经自给有余,并有了丰富的蔬菜瓜果。

他和民盟中央的同志还建议金川镍厂打破单一冶炼模式,超产留厂,深度加工。目前,该厂周围已形成有42个集体所有制厂的附属企业群,开发出多种贵金属和各种畅销国内外的产品。贫穷的金川已经变成河西走廊上一颗金灿灿的明珠。

在云南,他建议恢复汉朝通商路线,把滇西变成我国云贵川地区与缅甸、印度、孟加拉、老挝、泰国、越南之间的商业大道。并建议开发矿产以繁荣西南边陲。

此外,他还于1985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,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,为香港、澳门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,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。

……

对于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,钱伟长说,在新的历史时期,民盟的工作毫无疑问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为经济建设服务。而要解放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,有一个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过程。民盟作为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参政党,大多数盟员工作在文教、科技第一线,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、促进科技发展、解放生产力、发展经济等方面,大有用武之地。他说,在过去的十几年里,民盟已在转移工作重心的过程中,逐步摸索出一条发挥知识分子智力优势,为经济建设出主意、想办法,做实事、做好事,积极参与国是咨询,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工作方法。

 

被称为中国近代“力学之父”、“应用数学之父”的钱伟长,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。他在板壳问题、广义变分原理、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、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“钱伟长方程”、“钱伟长方法”、“钱伟长一般方程”、“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”等。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180篇,包括物理、力学、应用数学、电化学、微波、中文信息等各方面,专门学术著作20种。薄板大挠度问题获1954年全国科学奖,锌氧电瓶获北京市1975年科技进步奖,广义变分原理获1982年全国科学发明奖,《钱码》获1985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86年全国中文计算机编码评测甲等奖,《穿甲力学》获198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。1952年评为全国科普积极分子。1956年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、1986年获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称号。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名誉博士,1989年进入美国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名人录,1992年进入世界500杰出人士名录。

他传奇般的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;他爱国敬业、无私无畏的精神,求真务实、追求创新的理念,敢作敢为、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,是我们永远的楷模。

钱老生前说过的一句话,给了他自己这一生最好的诠释:“桑榆未晚,欣逢盛世;爱我中华,奔驰不息。”(摘自民盟中央网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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